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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原生性个人信息权表现得更为圆满和彻底，甚至有些敏感个人信息如基因信息、行踪轨迹等等，可以完全排除任何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处理行为，从而享有最为完整的控制权。
2021年3月修改的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2022年3月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要求。正是通过五四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实施，才正式、完整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基本制度，建构了公民与国家的宪法关系，实现了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化，并为新宪法秩序的形成提供了统一依据。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宪法面临的挑战可谓是结构性的，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宪法变迁必然会呈现许多新的问题，而我们对法治、权利、尊严、正义、公平等问题的看法可能也会发生改变。四是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加强人大制度建设。第四，宪法实施的制度性发展。你列举的这些成就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宪法实施 一、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于文豪：五四宪法从1954年颁布至今已有68年。
除内容上的若干修正外，这次修正根据主席指示，特别把许多可以避免应当避免的文言字句改掉，力求通俗。是无视现实、管控现实、顺从现实还是调节现实，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宪法观和宪法制度体系。为此，有必要结合新近实践检视宪法环境权究竟可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或作为实体权利或作为程序权利的功能。
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即国家的生态建设不作为已经显著地有碍于人的社会性生存时，这一受益权才能发挥其约束效果。诚然，积极落实宪法上国家目标条款对各类公权力课以的义务，在本质上也是为了实现公共福祉，并进而保护和实现各类人权。虽然该法目前只具体规定了2030年前的减排量，但确立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并建立了服务于此目标的动态调整机制，这些对于阻止灾难性的生态气候恶化是颇有裨益的。与我国宪法相似，德国《基本法》也以国家目标条款的方式对环境保护进行了规定。
我国宪法已经以国家目标条款为核心规范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环境宪法，并未对环境保护问题保持沉默。[25]国家若未善尽保护义务，则一样会侵犯基本权利。
然而这些都不妨碍在普通环境法律中依法建构各类型的法律环境权。不论在正当性证成还是形成全面有效的宪法基准上，国家目标条款都能实现宪法环境权的功能期待。显然，即使以人权条款来处理环保问题，也最终离不开立法者对环境这一模糊法益的建构和填充。因此在谈及宪法环境权时应从主观权利的范畴予以检视。
应该说，能够形成如今的这种裁判论证格局，具有非常大的经验要素上的偶然性。这超越了传统防御权审查框架的具体视角和个案考量，不论是在义务内容的形成还是诉讼监督路径的选择上，都基本可被既有的国家目标条款或其他基本权利条款所覆盖支撑，宪法环境权所能发挥的工具价值空间有限。[34]根据这种显著性标准，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保护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是有效充足的。但同时应看到，在实然层面气候暖化过程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到达气温临界值后所产生的地球系统功能的变化可能不是一种线性渐进式的，而是突然、极端、不可逆的。
[61] 五、结语：认真研究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作用 对我国而言，由于公民对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备案审查建议不以自身权利受损为前提，因此在我国似乎缺乏德国存在的那种建构程序性的宪法环境权的动力。基于中德两国在涉及环保事项上的宪法规范内容及属性的相似性，本文试图以德国气候裁定这一最新的实务进展为切入点，通过德国经验的启示，综合比较两国的相关理论成果及规范制度现状，进而立足本国实际，为我国日后环境宪法的解释方案是否应坚持涵纳宪法环境权提供初步的分析。
气候暖化机制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种封闭的时空感受，有限的排放预算和减排窗口期极大升高了人的生存与自由权利的受威胁程度，民主决策则可能因短视而欠缺必要的敏感度。其中前两项属于实体意义上的权利，具体地对国家产生禁止或作为义务，在国家违反相应义务时可自然进入司法救济程序。
但对于在国外生活的人而言，碍于国际法规则，德国基本无法通过大规模的适应性措施对他们进行保护，只能主要通过本国的减排措施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履行保护义务。[57]国家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自然生存基础并将之传于后世，以使后代不必以付出彻底的自我禁欲为代价来保护它们。一方面，仍有宪法学者认为应通过体系解释等方法推导出宪法上的环境权，[5]从而弥补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一方面，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立法者仍应保持足够的谨慎，对于已经有相当可靠证据表明的重大或不可逆环境损害的可能予以特别重视，[55]不能以科学认识上的局限为由忽视懈怠。[32]试图借用防御权的审查框架及教义工具形成对环境立法更为明确的边界控制，最终又会再次依赖政治商议后的立法决断。但这种策略选择具有偶然性，从另一方面折射出进一步探讨宪法环境权的可能空间。
但该法并未为2030年之后的温室气体减排确立明确的目标。对于这种面向的宪法环境权，联邦宪法法院首先承认它有相对于生命权、健康权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独立意义和独特内涵，并不能被经典自由权吸收涵纳。
因此在气候变迁中，重在思考与处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宪法环境权或许也会发生新的教义叙事。对此，有包括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籍的若干未成年人在内的个人和团体，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共四项宪法诉愿。
对此参见BVerfGE 157, S.30, Rn.219, 233. [54]Vgl. BVerfGE 157, S.30, Rn.246. [55]BVerfGE 157, S.30, Rn.229. [56]Vgl. BVerfGE 157, S.30, Rn.215 ff., 222, 225 f., 228 f. [57]Vgl. BVerfGE 157, S.30, Rn.192. [58]BVerfGE 157, S.30, Rn.193. [59]Vgl. Kurt Fa?bender, Der Klima-Beschluss des BVerfG – Inhalte, Folgen und offene Fragen, NJW 2021, S.2085, 2089. [60]Vgl. Christian Calliess, Klimapolitik und Grundrechtsschutz – Brauchen Wir ein Grundrecht auf Umweltschutz?, ZUR 2021, S.323, 331. [61]Vgl. Christian Calliess, Klimapolitik und Grundrechtsschutz – Brauchen Wir ein Grundrecht auf Umweltschutz?, ZUR 2021, S.323, 328. [62]参见范进学：《作为权利的环境权及其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第156、161—163页。首先，法律确立碳中和作为气候保护的终极目标并规定了相关的落实方案，这不仅是立法者的自主决策选择，更是对宪法诫命的贯彻。
为此联邦宪法法院仅用较短的篇幅就否定了防御权性质的宪法环境权的规范存在，并接连排除了对违反传统自由防御权的保护义务以及受益性宪法环境权（生态性最低生存保障权）的违宪指摘。这一方面需要结合基本权利理论予以分析，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实践中环境保护工作本身出现的新问题，例如气候保护及相关法制或许需要更多的主观诉讼空间和权利救济渠道。国际地层委员会（ICS）下的人类世工作小组以29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将二十世纪中叶作为人类世开端，但该结果尚未被国际地层委员会确认。注释: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2018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号：201806360260）的资助。
诉愿人综合《基本法》的人性尊严条款（第1条第1款）、一般人格权条款（第2条第1款）、社会国原则条款（第20条第1款）和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条款（第20a条）提出，人们享有生态性最低生存保障权（Grundrecht auf ein ?kologisches Existenzminimum）或合乎人性尊严的未来权（Recht auf eine menschenwürdige Zukunft）。王锴：《环境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第29页。
[40]毕竟充分供给的前提是国家得以全面处分、控制自然环境，但一如前文关于防御权分析中提到的困难，尤其在气候保护上，国家无法将所有的环境影响要素都纳入管控法制之下，[41]因此给付标准就无法具体、精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不论是作为客观法的国家目标条款还是有可能构建为主观权利的宪法环境权，其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宪法规范，在本质上服务于实现人的福祉及利益，都具有天然的人权保障效果。
《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对德国各公权力的约束性不局限于德国领土，是对德国国家权力的概括拘束。宪法环境权既是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权利在环境保护事项上的延伸，又具备独立于这些内容的法益，即人们追求清洁美好环境的权利。
[1]按照相关的理论设想和环境法学者对域外有关宪法文本的参照，宪法环境权条款一方面区别于不产生任何主观权利的纯粹客观法条款，[2]属于新兴人权的范畴，应纳入基本权利目录。预算分配不能前松后紧，以单方面地将环境保护负担和减排负担转移给未来，从而导致超出想象但又可被正当化的基本权利限制措施。对此，下文将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气候裁定为例予以具体说明。是否以及如何在宪法上涵纳环境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法制的进一步完善是否有必要增添宪法层面涉及环保问题的主观化空间，从而无漏洞地、更有力地实现有效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根本目标。
并且与德国《基本法》相比，我国宪法中涉及环境保护事项的各类条款更为丰富和全面。但是释宪者如果始终抱守国家目标条款的纯粹客观法属性，则会形成另一种二律背反，即一方面通过精细的学理建构，国家目标条款完全可以替代宪法环境权所可产生的各种规范功能，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公民诉讼渠道，仅凭抽象审查等程序是无法有效、充分地激活这些规范性条款的。
[42]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益权的宪法环境权所能发挥的主观权利功能同样是较弱的，在规范内容上也与既存的国家目标条款和人性尊严条款的综合解释结果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诉讼的开启和随后的审查框架的选择上，联邦宪法法院基本上没有将一种实体上的宪法环境权作为基础和指引。
但宪法实际上以较多的条款对环保事项作出了全面而又各有侧重的规定，形成了具有集团性的、实在规范意义上的环境宪法[3]，并以此奠基了我国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然而在德国的气候裁定中，联邦宪法法院选择以传统自由权而非宪法环境权作为程序辅助，巧妙地回避了对是否应创设程序性宪法环境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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